关于林彪为什么叛逃的信息

大家好，今天来为大家解答关于林彪为什么叛逃这个问题的知识，还有对于也是一样，很多人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今天就让我来为大家分享这个问题，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林帅是如何死的？

1971年9月13日，林彪和其妻叶群、其子林立果等人乘英国制“三叉戟”飞机出走，林彪出逃时心情极为矛盾，乘车前往山海关机场途中，曾下令停车[4]。周恩来提出要用导弹打下来，毛不同意。毛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有什么办法。林彪要跑，随他去吧。不要打。”飞机坠毁于蒙古人民共和国肯特省首府温都尔汗，机上人员全部身亡。这一事件，史称“九·一三事件”。对于林彪之死，官方说法是飞机燃油耗尽而坠毁。也有不少人认为，对该机的致命一击来自外部力量，比如苏联防空部队的打击，机内被放置了定时炸弹等等；但都没有得到有力的证据。 也有认为是达成了某一协议所做出来的假象。

官方的解释，这一事件的整个过程是：林彪是文化大革命的策动者之一；刘少奇被打倒后，林彪继任成为中共二号人物（原为刘少奇），以毛泽东继任者的身份写入党章；但林彪预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引起毛泽东的警觉，于是策划了571工程（“武装起义”的谐音），准备暗杀毛泽东和武装夺权；事件失败后，林彪在9月13日凌晨坐飞机出走，机毁人亡。

三叉戟一分钟烧多少油

林彪是赫赫有名的“军事家”，是威名远扬的“常胜将军”，一生戎马倥偬，用兵如神，决定中国命运的三大战役他指挥了两个，挥师四野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岛，他为什么出此下策——出逃国外，以至满盘皆输、身败名裂呢?

本书将带你走入历史，深入探讨围绕“九一三”事件的种种猜测、传闻和争论。

因油料不够而紧急迫降

按说，林彪座机最紧张的是三个阶段：一是能否从北戴河起飞；二是起飞后会不会遇到麻烦，比如遭拦截包括被击落；三是越过国境后会不会被苏蒙方面防空部队误以为轰炸机或侦察机而击落。当这三个阶段都侥幸闯过去之后，它只要放心大胆地向预定的伊尔库茨克飞就是了，为什么要冒险野外迫降呢？

答案是：飞机没有油了。

按规定三叉戟飞机满载油量为22吨，续航能力5小时(其中包括 1个小时的保留油量)，平均每小时耗油4．5吨。但9月12日傍晚256号三叉戟飞往北戴河时，加油15吨。从北京飞山海关，半个小时略多，用油2．5吨，这时油箱中有油12．5吨。13日凌晨256号从北戴河仓皇起飞时，没来得及加油。从北戴河到温都尔汗约1100公里，飞机出境前在内蒙古的贝尔庙上空原地盘旋了一圈。空中飞行时间1小时53分，加之飞行中一直保持在2500-6500米的中低空，耗油较多，这样飞机上就只剩下2．5吨上下的油了，而这时油箱有一部分油，因为油泵抽不上来，还不能使用。它要继续低空飞行，最多只能飞20多分钟。照此油量，不要说伊尔库茨克飞不到，就是乌兰巴托也飞不到。在此情况下，飞行员只有野外迫降，别无选择。(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中国青年出版杜 2001年版，第258页、第277页)

以上分析是林彪出逃后不久，空军参谋长梁璞作出的。

256号三叉戟第二副驾驶，因没赶上登机而幸免一死的康庭梓，也作了同样的分析。他说：“山海关机场起飞时，飞机上的油量只有12吨半，按正常的高度、速度飞行，把最低的平均耗油量也计算在内，最多只能飞行两个小时。”因此，潘景寅在飞行1小时53分钟后野外迫降，是合乎事理的。(《湖南文史》增刊第27页)

一系列主客观原因导致迫降失败

无疑，潘景寅断然决定迫降是正确的，但为什么又导致机毁人亡的后果呢？这里面既有客观的原因，也有主观的原因。主要的有以下几点：

1．判断失误，没有弄清飞机的准确位置。飞机坠毁地点位于温都尔汗东北仅60公里(空中直线距离)，而温都尔汗就有个简易机场，跑道是从草原上轧出来的，周围的地势非常平坦开阔。256号三叉戟飞到那里降落，油量是完全够的。但是，潘景寅却没有去。之所以如此，可能是错把迫降现场当做了温都尔汗简易机场，或者潘景寅压根不知道温都尔汗有个简易机场，他只是急切地选择个地势平坦的去处做迫降场用。由于飞机上没有领航员，也没有地面导航，精神高度紧张的潘景寅很难弄清自己的确切位置。尽管如此，潘景寅能选择地势开阔平坦的苏布拉嘎盆地，该盆地是沙质土壤，南北长3000多米，东西宽800多米，到处覆盖着三四十厘米的茅草做迫降场，已属不易。(于弓编：《林彪事件真相》，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8年版，第160页)

2．陌生的地形和没有光亮，加剧了夜间迫降的难度。内行人都知道，飞机迫降本来就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夜间在异国他乡迫降就更是难上加难。13日之夜，是个暗夜，天上没有月亮。碰巧的是，温都尔汗那夜正好停电，整个城市漆黑一团。但是盆地西北方向10公里处著名的贝尔赫莹石矿没有停电，有灯光，很可能潘景寅把有灯光的地方看成了温都尔汗简易机场。至于地形，平坦之中其实暗藏危险，中间有高低不等的土包。(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187页)

3．面对特情紧张过度，操纵失当。迫降，不能放起落架，要用肚皮擦地，最担心的是擦地后飞机起火爆炸，这就必须把油放掉。把油放光，需原地盘旋20分钟，但潘景寅没有这样做，很可能考虑到长时间盘旋会招致地面防空炮火的威胁。他虽然做了迫降的一系列准备，但迫降的着陆动作并没有做全，着陆速度过大，而减速板却未打开，结果造成飞机接地后遇到凹凸不平的地面后弹起、倾覆、折断，然后起火爆炸。

4．技术欠佳，难逃厄运。潘景寅尽管是挑选出来的，但驾驶三叉戟飞机的技术还未到娴熟精湛的地步。相反，由于1971年8月份三叉戟专机维修改装就绪后，他试飞了几次，去过山海关机场，也飞过较远的航线，但他始终对自己的“落地”动作不满意。9月12日晚三叉戟飞机拉林立果去山海关的前一天，潘景寅又飞了一次东北航线，有人看到他情绪不好，问怎么啦？他说“落地”问题还是不理想(刘岩：《我参与处理“九一三”事件的回顾》，原载，《中华儿女》2000年第9期)。正因为他技术上存在如此致命的短处，在突发情况面前也就很难处理好了。

潘景寅的飞行技术，并不算最好。师长时念堂回忆说：潘景寅是专机师副政委，内向，不那么开朗，话极少。他的优点是非常沉稳，但也由此带来脑子有点“木”。他飞伊尔-18时，就飞得不精。1969年潘景寅驾伊尔-18飞往山海关机场，“撞”上雷雨，下不来了，怎么也对不准跑道。那次我在后舱，上去把潘景寅换下来，这才让飞机落了地。陈联炳 (飞三叉戟的团副参谋长)对我说了好几次，叫我快点飞三叉戟，我们说了不算，意思是潘景寅不行。

5．三叉戟飞机的设计对迫降极为不利。它的机翼、机腹部有油箱，高速接地，很容易造成油箱摩擦受热起火。自三叉戟问世以来，国内外还没有迫降成功的先例。因此，潘景寅即使驾驶技术再高明，也难以弥补飞机设计上固有的缺陷，何况潘景寅的技术水平还不是最精。

关于几种传闻的由来和匡正

1．飞机是被中国方面击落的吗

这种说法，一度甚为流行，根据是飞机上有个大洞。

据最先到达坠机现场视察的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孙一先证实，飞机机翼的翼根处，的确有一个直径40多厘米的大洞，大洞的旁边还有兔耳朵形的细长洞两个。一开始，他曾怀疑这个大洞好像是一枚地空导弹打的。但进一步探查这个洞的底部，却发现并未穿透，机翼另一面完好无损。而大洞周围不规则的铝刺，刺尖有的朝里，有的朝外。如果是地空导弹打的，怎么可能不穿透机翼，而且洞口朝上呢？经过仔细观察和深入分析，他最终否定了自己一开始的认识。(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195页)

但是，也还有人坚持林彪座机是被导弹击落的。张宁在《尘劫》一书第278页中，引述第二炮兵一位转业军人的话，说用导弹击落了林彪座机。那位转业军人说：“当年出事时，我在基地当兵，我们接到开炮命令，不知道是什么目标，以后听到文件传达，心里才明白是林彪座机。”张宁问他是不是搞错了，打的恐怕是周宇驰的飞机，这位二炮军人笑道：“打直升机哪用导弹？周宇驰的直升机是在北京郊区迫降的，根本没用开炮。我们导弹发射的方向不是北京。我们用的是新式导弹，弹头进去反向爆炸，当时打伤了飞机。”

针对机翼上一面完好，一面有炸开的大洞的情况，编造“新式导弹”的说法，显然是无稽之谈。直到现在，还没有听说过弹头打进飞机能反向爆炸的地空导弹。况且，在当时，中国根本没有能打200公里的地空导弹。就是到了30多年后21世纪的今天，我国这样射程的地空导弹也未问世。

1971年10月，周恩来陪同埃塞俄比亚的海尔·塞拉西皇帝到广州参观交易会，送别外宾离境后，应邀给广州部队领导机关作报告，说了林彪叛逃的一些内情。会上，有人递条子问是否总理命令部队用导弹把林彪座机打下来的。周恩来看完条子，非常严肃、郑重地说了下面一席话：

“我再说一遍，林彪的座机不是我命令打下来的，确实是迫降时自我爆炸，自取灭亡。大家可以想一想，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我仅仅是个常委。在军队他是副统帅，而我在军队没挂职，我能命令部队把党中央副主席、军队副统帅打下来吗？他是‘九大’写进党章的接班人啊!如果我命令部队把他打下来，我怎么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交代啊!当然了，林彪座机外逃时，我是及时向主席报告了的。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的组织纪律性嘛!但主席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要走，就由他走吧。主席尚能宽容林彪，我周恩来为什么要阻止他呢？主席南巡时也说过，林彪还是要保的。如果他承认错误，还可以给他个政治局委员。主席对林彪宽容大量，我为什么要置林彪于死地呢？”(图们、肖思科：《特别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受审实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42页)

1972年春，在京西宾馆的一个中央召开的会议上，针对有人提出中央为什么不阻拦林彪的飞机而让他跑掉的问题，周恩来在讲话中说：林彪是我们党的副主席，叶群给我打电话说他要在天上转一转，当时并不知道他要飞到哪里去，做什么事，在这个情况下你们哪一个(周恩来用右手食指指着与会人员)敢下决心把它拦截下来？拦截副统帅的专机，把林彪打下来，怎么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交代？!

这就清楚地说明，中国方面是根本不会击落林彪的专机的。(刘岩：《我参与处理“九一三”事件的回顾》，《中华儿女》2000年第9期)

林彪事件发生后，为了确实弄清飞机坠毁的原因，中央命令空军成立专家组，对飞机坠毁的原因作出结论报告。空军专家组由著名空战英雄、空军军训部第二部长王海(后来担任空军司令员)牵头，成员有空司机务部副部长何培元、空政组织部副部长陆德荣、空司军训部副处长王季南、王涛和空司机务部参谋赵汉立、金华。后来，公安部也派人参加。空军专家组明确认为：“飞机被击落的可能性可以排除”，“机身上引起种种猜测的大洞，是飞机上油箱里的油同时向外燃烧爆炸时形成的。”(王海：《我的战斗生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97页)

还有两个更有力的证据：第一，林彪专机越境方向我方根本没有部署地对空导弹。第二，林彪专机坠毁地点离国境线360公里左右，那时我方根本没有能打这么远的防空导弹。即使在防空武器不断升级换代的今天，也做不到。

2．飞机是被苏蒙方面击落的吗

如果说林彪座机被中国方面击落的可能性被排除，那么会不会是被苏蒙方面击落的呢？

的确，当时中苏关系紧张，苏联在中蒙边境驻扎有大量军队，其中包括雷达、防空和航空兵部队。中国方面一架大型喷气式飞机夜深人静时突然深入蒙背境内，其危险性是不言而喻的。

但孙一先认为，事实上，苏蒙方面的雷达部队并没有及时发现越境的三叉戟飞机，原因可能有二：一是9月12日是星期天，翌日凌晨仍处于休假状态，苏蒙军队官兵松懈麻痹，值班不认真，没有发现空中特情；二是三叉戟飞机保持中低空飞行，有效地躲过了地面雷达的搜索。

唯一的例外是，414号界桩附近的蒙军阿沙盖图边防站，9月13日凌晨曾发现一架飞机深入蒙境，但他们把这个消息压了9个多小时才上报边防总队，而边防总队又因故延误了近9个小时，直到9月13日下午4时以后，才上报到乌兰巴托公安部边防内务军事事务局。也正是这次突发的空情，检验出苏军的防空系统漏洞不小。因此，10月底，苏联国土防空军总司令巴季茨基空军元帅专程到蒙古活动近一个月，检查和整顿苏蒙军的防空系统。既然苏蒙方面连空情都没有及时发现，还能谈到发射地空导弹或出动歼击航空兵击落林彪座机吗？(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279页)

孙一先的说法并不完全准确，蒙古方面虽然没有击落三叉戟，但他们的雷达还是发现了目标，这是根据我侦听部队获悉的情报得知的。9月13日22时15分，空军司令部报告说：18时04分，蒙古雷达团团长向所属各连发报，凌晨2时半有一架不明飞机在温都尔汗起火坠落，因此，从18时起进入一等戒备。周恩来接到这份报告，立即报告了毛泽东，并相应做了紧急战备部署。

2009年前后，又出现了苏蒙方面击落林彪座机的新说法。苏联资深外交官、汉学家古达舍夫·里萨特·萨拉甫京诺维奇(中文名“顾大寿”)新近出版了回忆录《我的中国生涯》，其中有一段详细记述了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他在苏联驻华大使馆工作时，苏联驻华使馆派他到温都尔汗实地查看、现场的经过。他写道：“林彪、叶群、林立果乘坐军用飞机急匆匆地从北戴河机场起飞，但是，他们在越出中国国境后，在蒙古的温都尔汗地区被击落”。“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空军雷达发现中国一架军用飞机侵入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空，错误地把它当做是侦察机。“(阎明复：《前苏联外交官目睹“九一三”事件现场》，《炎黄春秋》2009年第10期)

顾大寿没有明确地说出林彪座机是被蒙、苏哪方击落的，他这里有一个根本的问题无法自圆其说：既然被击落，机上人员的尸体为何完整无损呢？

3．飞机是在空中遇到麻烦了吗

有人怀疑，林彪座机或许是空中遇到了麻烦，比如机械方面出现了故障，再比如气象方面遇到了困难。

256号三叉戟飞机是从巴基斯坦转手买来的同类飞机中最好的一架，机组人员都是精心挑选出来的在政治、思想、技术、作风方面均过得硬的干部，飞机的维护保养是无可挑剔的，因此不存在技术方面的故障。而且从北戴河起飞时，飞机状况是好的。周恩来查问飞机时，胡萍回答吴法宪并授意潘景寅说飞机有点故障，是为了欺骗周恩来，掩盖阴谋。至于天气情况，也无异常。蒙方在9月16日提供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上飞行失事的现场调查纪要》中说：“据乌兰巴托中央机场气象台报告，在9月13日两点钟时，肯特省依德尔莫格县上空有二至四级的云，能见度50公里，无危险的气象情况，无风沙，无雾，无风。”(孙一先：《在大漠那迪》，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1年版，第217页)这就是说，林彪座机的坠毁，与飞机机械和天气状况无关。

林彪初到东北连吃败仗，司机和参谋叛逃，他抓国民党一个失误翻盘

长期以来，很多人认为中国解放战争非常容易，打了一仗就一边倒了，国民党完完全全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敌手，事实上，中国解放战争前期，中国人民解放军是特别处于被动的，特别是在东北战场上，林彪还数次违背主席的指令，私自撤离。并不是他想抗命，只是具体情况太过于凶险…

而在东北地域，林彪的敌手，大多数是国民党的精英，如杜聿明、陈明仁、孙立人等，或者黄埔军官学校的“学霸菁英”，或者名将。依据蒋氏最开始的预估，那些“菁英”会把林彪带领的部队完全解决。

很多人感觉到，我们的部队在和国民党战斗时，一定会采取“狼群战术”，借助很多人的力量战胜国民党。事实上，这与具体情况并不一致。在卫国战争中，苏联红军曾采取大规模的冲锋战略，先由炮兵和航空兵启动攻击，随后由一排一排的兵士向对手发起冲锋，高喊“乌拉乌拉”叫喊口号，场景壮阔，用地动山摇来描述也不过分。林彪在前苏联疗养的时候，对苏联红军的狼群战术并不感到陌生。不过他指出，仅靠人来冲锋陷阵的话，着实有点不划算，还非常容易引发大范围的战损。

毛主席是最高的领导者，他有很高的战略思维，战事归根结底是一场持久战，武器装备、粮食作物和兵员都不能靠别人援助，要自强自立，所谓的自强自立，实际上也就是自己生产制造，因此中国解放战争刚获胜，他果断地说：“即便是我们失去所有的根据地，可是只要是拥有了东北，中国革命就拥有了夯实基础的根基。”

毛主席一席话是看到了东北的工业生产根基，由于日本把伪满国作为自己的国家来运营，使东北地域的工业生产整体规模占全国各地一半还多，类型较为齐备，形形色色的加工厂林立，尤其是军工厂，可源源不绝地供应部队，因此要和国民党打一场持久战，就务必抢占东北。

因为东北是兵家必争之地，国民党也在对决中竭尽全力，彼此都看上同一块蛋糕，最后谁能拿得了就在于各自的水平了。为了更好地抢占东北，务必派遣大将领兵，主席想让自己最得力的林彪去坐阵，不过那时候林彪是个风云人物，好多个解放区都争着要他指挥部队。

第一次被任命为山东省军区司令员的林彪，走到中途时，电文就来了，调任热辽军区司令员，他刚到热河了，又接到总部的电文，叫他不要在热河滞留，立即去东北，带领东北人民自治军作战。

那时候毛主席与东北局想法是一样的，东北太重要了，绝不许国民党先掌控东北，可是这一想法迅速就被冲破了。虽然国民党在关内，距东北也有一段距离，但国民党这边有美国支持，美国派出了飞机和舰船协助运输，让大量的军队快速靠近山海关。国民党军队没有旅途劳顿的苦头，东北人民自治军就不一样了。这个队伍从每个根据地调到东北，那时候没有机动车，全靠两腿强行军，直到了位置，大部分精力已透支，累倒不是问题，只要是有吃的，有时间休息，很快就能恢复但是当时的情况等待不了他们恢复精力了。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六日，国民党军队占领山海关，林彪率军持续阻击战，但大部分时候进一步又退了十步，局势特别不好，连给他驾车的驾驶员都跑了，他也只能骑着马回来。

国民党兵锋正旺，林彪两次提议东北局和自治军总部从沈阳市迁到异地，队伍还要效仿抗日战争时期的打法攻略，到中小型城市和乡村创建根据地，在农村围攻城市。可是，那时候党中央的目标就是大城市的工业，及其连接好多个大城市的中长铁路，不管怎样也不愿意撤兵，东北局也下了指令，假如国民党冲入沈阳市，就跟这些人打巷战，总之不能把这些工业城给他。

林彪收到电文时很生气，他也不管了，直接下令撤出沈阳城。

在林彪退出沈阳市的那一天，苏联红军见局势不好，果断见机行事，将中长铁路以及沿岸城市全都转交国民党。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底，国民党得到沈阳城。林彪持续向总部发电文，表明了乡村围攻城市的想法，毛主席感觉到是有些道理的，打电话给东北局，说大城市可交给国民政府，部队可脱掉帆布鞋，穿上麻鞋，到乡村去创建根据地，开展一场持久战。

虽然明确提出了舍弃城市，回到乡村的方案，但党中央仍期待保留几个城市，便于未来和蒋氏政府机构交涉时也能有资本。林彪收到指令，就在抚顺市、本溪、安东、辽阳等地进行了阻击战行动，但顾此失彼，仍不能阻拦对手的稳扎稳打。

这时，东北中国人民解放军如想要立足，也只能将国民党军队挡在四平、本溪一带。林彪和毛主席对四平需不需要守，如何守，守到哪些程度，有不一样的意见。林彪认为死守在四平没有什么意义，但遵从党中央的指令，仍然把队伍调到四平防御。在四平保卫战刚开始后，毛主席持续向林彪发急电，让林彪死守四平，逆转所有不好局势。

在四平，林彪守了一个月，确实守不了了，国民党军队的攻击太猛了，以现在的情况看，如果不撤离，被对手围攻的话，没有一个人可以活着出去。因此就向党中央提出要求，可是没有等到回应就撤兵了。次日早上，主席又发过一次电，说假如确实不行，可主动撤离。当林彪收到电文时，东北民主联军已在向长春市撤离的道上了。

没了四平，长春市也是孤城一座，林彪感觉到务必要撤离，他依旧不愿请示，直接带上部队弃城而逃。看见大势已去的局势，一些信念不能坚决的人感觉气数已尽，逃兵持续出现，连林彪的作战科长也拿着队伍的情报信息投敌。

在后来的“二打四平”中，林彪还汇总了另外一条实践经验，也就是打赢这次战事的心态要特别果断。若不能胜战，则不能装出一副梁山好汉的模样，却又绝不放过一切一次获得胜利的机会。

那时候国民党步步紧追，林彪也铆足了劲跑，彼此一切顺其自然，距离不远不近。可是，就是这些奇怪的相互之间追赶，反倒逆转了东北民主联军的低迷状态。

国民党军队不能具有“宜将余勇追穷寇”的智谋，不能将林彪追杀到底，这些人选择追杀以后，先用重炮轰击，炸一会儿，再接着追杀，恰好是由于这个小细节，才让东北民主联军喘上一口气，分出几个分队开展阻击，最终退到哈尔滨市。

对于在东北连连失利的林彪，毛主席没有多大的抱怨。他有更多的准备：既然林彪感觉到了压力，那么就给他缓解压力吧！这时，粟裕、华东野战军在山东省战场上给国民党制造“麻烦”，国民党再也没法向东北调兵，只能分兵回关内，东北局势慢慢缓解，林彪也及时调整战略，他带领队伍“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使东北中国人民解放军大逆风翻盘。

周恩来机智巧答的故事

一次理发师为周总理刮脸时，总理咳嗽了一声，刀子不小心把他的脸刮破了。理发师十分紧张，不知所措。周总理和蔼地说：“不用着急，这不能怪你，我咳嗽前没有向你打招呼，你怎么知道我要动呢？”这桩小事，使我们从周总理身上看到了一种美德——宽容。

1、周总理VS基辛格

1971年，基辛格博士为恢复中美外交关系秘密访华。在一次正式谈判尚未开始之前，基辛格突然向周恩来总理提出一个要求：“尊敬的总理阁下，贵国马王堆一号汉墓的发掘成果震惊世界，那具女尸确是世界上少有的珍宝啊！本人受我国科学界知名人士的委托，想用一种地球上没有的物质来换取一些女尸周围的木炭，不知贵国愿意否？”

周恩来总理听后，随口问道：“国务卿阁下，不知贵国政府将用什么来交换？”基辛格说：“月土，就是我国宇宙飞船从月球上带回的泥土，这应算是地球上没有的东西吧！”

周总理哈哈一笑：“我道是什么，原来是我们祖宗脚下的东西。”基辛格一惊，疑惑地问道：“怎么？你们早有人上了月球，什么时候？为什么不公布？”

周恩来总理笑了笑，用手指着茶几上的一尊嫦娥奔月的牙雕，认真地对基辛格说：“我们怎么没公布？早在5000多年前，我们就有一位嫦娥飞上了月亮，在月亮上建起了广寒宫住下了，不信，我们还要派人去看她呢！怎么，这些我国妇孺皆知的事情，你这个中国通还不知道？”周恩来总理机智而又幽默的回答，让博学多识的基辛格博士笑了

2、周总理VS美国记者1

50年代，有一次，周恩来和一位美国记者谈话时，记者看到总理办公室里有一支派克钢笔，便带着几分讽刺，得意地发问：“总理阁下，也迷信我国的钢笔吗？”周恩来听了风趣地说：“这是一位朝鲜朋友送给我的。这位朋友对我说：“这是美军在板门店投降签字仪式上用过的，你留下作个纪念吧！”我觉得这支钢笔的来历很有意义，就留下了贵国的这支钢笔。”美国记者的脸一直红到了耳根。

3、周总理巧对毛泽东

1960年5月，毛泽东、周恩来一行视察长沙，工作之余，到江边散步。遥望橘子洲头，百舸争流，万帆竞发，毛泽东逸兴遄飞，口占一上联：“橘子洲，洲旁舟，舟行洲不行”，此联动静相对，意境悠远，三个断句，两处“顶针”，“洲”和“舟”又是谐音，应对难度极大。毛泽东对身边的周恩来说：“恩来，我一时江郎才尽，请你来个锦上添花如何？”周恩来才思敏捷，熟谙地理，了解长沙竟于百步之内得佳句：“天心阁，阁中鸽，鸽飞阁不飞。”天心阁系长沙市内一景，与橘子洲相对。即工整又流畅，整个对联浑然一体，两位伟人相对而笑。

4、周总理VS美国记者2

一次，周恩来接见的美国记者不怀好意地问：“总理阁下，你们中国人为什么把人走的路叫做马路？”他听后没有急于用刺人的话反驳，而是妙趣横生地说：“我们走的是马克思主义之路，简称马路。”这个美国记者仍不死心，继续出难题：“总理阁下，在我们美国，人们都是仰着头走路而你们中国人为什么低头走路，这又怎么解释呢?”周总理笑着说：“这不奇怪，问题很简单嘛，你们美国人走的是下坡路，当然要仰着头走路了，而我们中国人走的是上坡路，当然是低着头走了。”记者又问：“中国现在有四亿人，需要修多少厕所？”这纯属无稽之谈，可是，在这样的外交场合，又不便回绝，周总理轻轻一笑回答到：“两个！一个男厕所，一个女厕所。”

5、周总理VS“纳粹”

50年代初，有一次周总理在中南海勤政殿设宴招待外宾。客人们对中国菜的花样之繁多，风味之独特，味道之鲜美都赞不绝口。这时，上来一道汤菜，汤里的冬笋、蘑菇、红菜、荸荠等都雕刻成各种图案，色、香、味俱佳。然而，冬笋片是按照民族图案刻的，在汤里一翻身恰巧变成了法西斯的标志。贵客见此，不禁大惊失色，忙向周总理请教。对于这个问题，周总理也感到十分突然，但他随即泰然自若地解释道：“这不是法西斯的标志!这是我们中国传统中的一种图案，念‘万’，象征‘福寿绵长’的意思，是对客人的良好祝愿!接着他又风趣地说：“就算是法西斯标志也没有关系嘛!我们大家一起来消灭法西斯，把它吃掉!”话音未落，宾主哈哈大笑，气氛更加热烈，这道汤也被客人们喝得精光。

6、周总理VS赫鲁晓夫

周总理在几十年的外交生涯中，一直以德高望重，幽默风趣著称，不管在何种场合，遇到什么样的对手，周总理都能唇枪舌箭，以超人的智慧，应酬自如，对手甭想占到便宜。有一次周总理应邀访问苏联。在同赫鲁晓夫会晤时，批评他在全面推行修正主义政策。狡猾的赫鲁晓夫却不正面回答，而是就当时敏感的阶级出身问题对周总理进行刺激，他说：“你批评的很好，但是你应该同意，出身于工人阶级的是我，而你却是出身于资产阶级。”言外之意是指总理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说话。周总理只是停了一会儿，然后平静地回答：“是的，赫鲁晓夫同志，但至少我们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背叛了我们各自的阶级。”出其不意地将赫鲁晓夫射出的毒箭掉转方向，朝赫本人射去。据说，此言一出，立即在各共产党国家传为美谈。

7、周总理VS米高扬

有一次，周总理从日内瓦开会回来顺道访问莫斯科。在为他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他用英语向苏联人祝酒。这时米高扬(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抱怨道：“周，你为什么不说俄语?你的俄语很好嘛!”这句话显然是很不友好的。周总理的方法是先不予理睬，他仍用英语回答说：“米高扬，该是你学习汉语的时候了。”以促米高扬说出不学汉语的原因。米高扬果然上钩，抱怨说：“汉语太难学了。”此话一出，周总理马上轻快地说：“没关系，下回到我们使馆来，我们将非常高兴地教你。”一下子将米高扬置于一种学生的地位

8、周总理VS国民党政府

有一次，周恩来总理同国民党政府谈判。在我方义正词严面前，对方不但不接受，反而说同我方谈判是“对牛弹琴”！周恩来总理当即灵机一动，利用对方抛来的词语，将计就计，巧妙地回敬了对方：“对！牛弹琴！”在这里，周恩来总理把对方抛来的”对牛弹琴”这个成语巧妙地进行了结构上的调整，变成了一个内涵丰富的“对！牛弹琴！”，从而既摆脱了困难，又迫使对方陷入无地自容的窘境。

9、周总理VS印度

1960年4月下旬，周恩来总理与印度谈判中印边界问题，印方提出一个挑衅性问题：“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吗？”周恩来总理说：“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远的不说，至少在元代，它已经是中国的领土。”

对方说：“时间太短了。”

周恩来总理说：“中国的元代离现在已有700来年的历史，如果700来年都被认为是时间短的话，那么，美国到现在只有100多年的历史，是不是美国不能成为一个国家呢？这显然是荒谬的。”

印方代表哑口无言。

在周恩来的反驳中，用了两个对比性材料来否定对方的观点。700年与100年相比较，你要否认700年而承认100年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其结果是承认100年就得承认700年这个事实。对比在这里产生了巨大的力量。

10、周总理VS西方记者

一次记者招待会，周恩来总理介绍我国建设成就。一个西方记者问：“中国人民银行有多少资金？”这涉及到国家机密，不可能直言相告。总理眉头一皱，很快答道：“有18元8角8分。”在场的人全都愕然。总理解释说：“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面额为10元、5元、2元、1元、5角、2角、1角、5分、2分、1分，共十种主辅人民币，合计为18元8角8分。中国人民银行有全国人民作后盾，信用卓著，实力雄厚，人民币是世界上最有信誉的一种货币。”话音刚落，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总理有意回避问题的实质，以“总面额”替代“总金额”，于是堵了外国记者的口，又不损害招待会和谐的气氛。运用曲解，使语言犀利而风趣，充分表现出他过人的应变能力和高超的语言艺术。

OK，本文到此结束，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